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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到一年高考时。6月7日,高考的第一天。

说不上为什么,记忆中的考试总赶上下雨,今年的高考倒并非雨天。书评君的同事们,参加高考的时间大多已过去了10余年。过去这些年,大家对待高考的态度其实开放、坦然了很多——我们有了各种自主招生、竞赛特长、出国深造,进入社会之后,还有了各种财富神话、创业新贵、网红经济、“草根”英雄。如果你想获得世俗的成功与安稳,路径变得越来越丰富。高考对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似乎在减弱。但当然,高考还是一件毫无争议的大事。

所以不能免俗地,今天还是想跟大家聊一聊高考。往年,我们总会跟大家聊聊关于高考的种种反思,严肃而沉重。这回,我们邀请了书评编辑部的部分同事,跟大家说说关于高考的私人记忆,它混杂了感性与理性,但一如既往地真诚。

讲述 | 书评周刊编辑部的部分同事们

01

讲述人

张不退

我们的记者

高考已经过去十余年,能记起的细节不多,但感受还清晰。高考那两天,校园里安静得过分,同学的行为表情也达成默契一样大都谨慎,好像一旦打破这安静就会破坏自己和别人的考试状态。考完坐大巴车回校路上,大家也都安静。只有几个人在讨论数学最后一道题的答案。看得出来,有不少人在躲他们的声音,把头扭向别处。

作为山东考生,我本人对网传的山东考生的苦没有太多感受,不过相信不少同学对此深有感触。因成绩向来一般,自己对大学也没多少向往,考试心态正常。不过即便这样,回想起那两天的自己,也格外不爱言语。考完自然是出去玩,第一次出了山东,去到坝上草原和南戴河,玩得开心,把考试这事就忘了。

后来考试成绩下来,最后一次去学校,无论考得好坏,每个人看上去都很开心,要获得补偿似的,都拔高着声音聊天。听说有几个准备复读,其他的,估计都不想再受折磨,觉得胡乱去个地方也总比现在强。就这样,大家去了自己该去的地方。

02

讲述人

罗东

我们的编辑

我是09年参加高考的,一般很少谈论自己的高考,原因是不好意思,高考成绩不好,印象中是高中班上最差的少数人之一;而这意味着,一旦谈论就难免沦为回到当天找借口何以没考好,为其辩护。

不过此次,对高考是否改变命运这一社会痛点,我很感兴趣。近年围绕“高考是否改变命运”的公共争议,最受关注的人群大致满足以下条件之一:来自农村、上了很一般的大学、选了一个冷门的专业。我满足的还不是之一而是全部。

我来自四川遂宁一个普通乡村,大学本科是在长沙的湖南农大念了社会工作。社会学比较边缘,而社会工作在国内被作为其分支,更是边缘中的边缘。这就是我的高考第一志愿。第二志愿还是社会工作,学校是中国劳动关系学院。

农村、劳工、社会,只要与此沾边的我就查一查,参考开设学校历年录取分数线,再将之与自己的成绩比较,选择余地很小。

而高中三年,我也喜欢过新闻传播。一则受《文摘周报》影响,有很长一段时间期期都买,校门外两个报摊上摆着天南地北的报纸,是它真正让我接触到外界正在被讨论的话题;二则也担任过高中校报主编,月报,人均一份,每期万份,于是就以为这是一件很酷的事。但09年前后还有一些少年憧憬,渴望将来通过实务去影响、去改变乡村,成为被报道者,而不是报道者,甚至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到民政局帮忙筹备一个叫“九联”的民社——老先生在14年因病逝世。

期间与同样喜欢憧憬、后来读政治学的同学冯彪成为挚友,谈时事,谈未来,周末坐公交到县城郊区爬山长谈;致信县政协市作协提建议,落款都是“射洪青年”(射洪是遂宁下辖县)

话说回来,我也不清楚到底什么是社会工作,只是上网搜索得知,一是08年汶川地震中网络报道过社会工作者,二是社会工作要处理三种关系,其中之一就是城乡关系,感觉好厉害——后来才知道完全不对。除社会工作,另外选填了土地资源管理和法律。其它的不太有印象了。

大学第一年颓废,第二年起才认真学。班主任研究政治社会学,常与他讨论。此间刚好遇上微博成为中国最时尚的社会化媒体,见证了它从起步到巅峰,再滑向没落之路。但彼时,人们一直还有许多符号性的期望,比如“微博改变中国”。

“底层”一词当时还是学术时髦词。我也用它来描述“底层社会”在微博上的兴起,公民行动与民粹主义两者并驾齐驱,期间写了关于微博的第一篇论文,也为此,去参加了中国社会学2012年度学术年会。第二篇刊登在我一直喜欢的“大社会学”《社会学家茶座》(2014年底停刊)2012年第2期,同年12月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《社会学》全文转载。

到2013年上半年,我写本科毕业论文也是关于微博,探讨在这一社交平台上,一种我当时概之为“性话语”的道义话语资源是怎样被权益诉求者使用的,及其背后的生活智慧和日常政治逻辑,以《“性话语”是弱者的又一件武器:中国大陆微博语境中的权益表达与诉求研究》为标题,毕业时刊登在《香港社会科学学报》(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,2013年秋冬卷第33-67页)

自此,我慢慢走上了一条靠思考谋生的道路。也自此,我比老家其他未参加高考上大学的同龄人多了一些选择,他们中有的务农,有的打工,有的做买卖。

然而,思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。如果其他思考者研究弱者,研究底层,好像就被认为有人文关怀。我就来自农村,就来自底层,这就意味着平常思考的现实困境,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现在家人、邻居或老乡身上。如果要靠思考谋生,必须最大限度克制个人情感,除了选题阶段,在材料收集、分析和论证等过程都要做一个价值彻底无涉的木头人,往往在冷漠中方保持安静和价值中立。与高中的憧憬,亦相去甚远。

13年9月,到武大念社会学硕士,期间很少再关注农村问题,把思考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考,与生活隔离,就像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一样。关于农村,只做过两件事,一是14年写过乡村选举的论文,“Election Date, Unspoken Rule,and Pens in a Village Election: Electoral Manipul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China”刊登在次年的Social Transforms in Chinese Societies,二是15年2月,给市政府写过一封关于垃圾处理的建议信,这年秋天,村里第一次建了垃圾站,一个院子一个垃圾桶,定期集中处理。

如果说情感克制是第一重挑战,第二重挑战则是研三才真正感受到的经济贫困。是这一年让我在经济面前完全挫败(原谅不说具体是什么事啦)。15年,给《联合早报》写一些中国专栏文章,到校外第一次兼职上课,与奖学金一起积攒。其实自大学毕业到硕士毕业,再到工作,都没有花爸爸妈妈的钱。他们隔三差五就问钱够不够,我说够。原来,我会将之理解成不给他们增加负担,而后来的理解是,既然选择做自己喜欢的事,就必须在经济上独立。

16年6月硕士毕业后,我带着“两万块+两个箱子”来了北京,到新京报书评周刊报道,开始“北漂”。如今也两年了,app钱包里的数字涨两点,跌一点,涨三点,跌两点。视野变广阔了一些,只不过终究还是一个典型的“宅男”,与一个人养了两只猫,有一份很喜欢的工作,顺带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,此外无力想、也没想。我尽力了。

今天参加高考的当是第一批00后,年代不同,阶层不同,城乡或家庭背景也不同,那我这个第一批90后就说一句通用的:好好考哇!上了大学不要忘记常来我们这里。另外,还想补充一两句,与和我背景相似者共勉,新京报书评周刊有一个口号是“阅读需要主张”,何尝是阅读,任何选择都需要主张;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主张,问题只在于何种主张,愿你的主张是广阔的,是开放的,也愿你因此不卑不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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